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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兩地雙方矛盾--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港兩地雙方矛盾--過去、現在與未來

生活在北京四年,作為一個香港出生的人,在國內一般被認定為香港人,體會了不少社會普遍對香港人的偏見。造成這些偏見,大概因於國內的教育和媒體,還有各種特殊的「國情」。同樣地,香港人對國內同胞,儘管回歸二十多年,中港經濟接近一體化,還是抱著各種成見和誤解。就這個話題,讓我分開三個題目說:一)歷史觀、二)身分認同和歸屬感、三)價值觀和未來抱負。

一)歷史觀

中國人就是中國的人。然而不同的中國人對中國的理解,差異甚大。每個中國人都大概有他認為理所當然的見解,中國便是中國,難道有不是中國的中國嗎?答案是有的,視乎是哪個時代,跟誰說,還有什麼語境。

你的中國不一定是他的中國。

先說「中國」,什麼是「中國」?從三皇五帝到新中國可以說成中國嗎?元清兩朝都是異族統治的,也算中國嗎?中國是地域的概念,還是民族、政治的概念?再說現代、國共兩黨建立的中國,雙方互不承認,誰說的作算?共產主義能打造一個全世界華人都能接受的中國嗎?

歷史像個黑盒子,從多角度不斷探索,出現各種不同的見解。有些見解無法說清,但不能說這就代表公婆有理,所有見解都要平常心接受。非也!皆因有些見解是錯誤的,需要全盤否定。有些見解含主觀因素,需要釐清。要分辨是非,先要認識歷史。然而,中港兩地一般人對中國的歷史,特別是近代史的了解都是異常膚淺,有時候幾乎近於無知!

為什麼?

說歷史的人也好,就算是一般說話的人也好,發言背後都有目的。教科書是國民教育的工具,需要強調有利培育國民素質的內容,敏感和具爭議性的話題只能留給政治家和學者議論,免得迷惑大眾。坊間書本和雜誌要求銷量,所以內容傾向誇張煽情,吸引讀者,並不求實。現今網絡開通,大家都敢說真話了,但真話卻被噪音所掩蓋,虛假消息氾濫,孰真孰假,非明眼人不能辨之。

國內的中國人一般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國」視為等同,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事實,這是有理由的。從地域和人口來說,中共政權全面掌控「中國」。國外人所謂的「中國」(China)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文,即「Chinese」也就是「普通話」,這是中共政府的主張;其他中國人說的語言,不管其歷史背景,都淪為「方言」。國內的中國人把中國大陸視為中國的「母體」。所以香港回歸,是理所當然的回到「母親的懷抱」。

對香港人來說,從情感層面來說是個「肉麻」的說法,事實上這也是極為片面的歷史觀。除了小部分的原居民,第一代的香港人都是來自內地的。但當時內地的共產黨,還是被看作為受外國勢力操控的非法組織。香港人在共產政權成立以前在香港植根,所以沒有理由會認同共產政權。他們理解的中國是推翻清帝制以後,國民政府建立的新中國,並不是中共的新中國。儘管不是所有香港人對國民黨有歸屬感,但沒有香港人會否認孫中山是國父,或至少是個民族英雄。遺憾的是,國父的國,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政權統治的中國,稱之為「中華民國」。不過,現在「中華民國」的領導接受了現實,不再以中國之名而爭鬥,退而自稱「台灣」。香港人心裏的中國,可以說在歷史消失了。

記得小時候我在香港的天主教小學上學,掛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沒有人跟我說過辛亥革命後國共之間的矛盾。大家只知道內地兵荒馬亂,妻離子散,大家逃命來到香港,保了一命。大家都知道共產政權是後來才出現的,依靠蘇維埃外國勢力崛起,而且從土改到文革給中國人帶來不少痛苦,各種政治運動,死了不少人,對中國文化嚴重破壞。「共產黨」一詞,聞之色變。國內人不會說這些,但在香港都是常識。在香港人眼中,中國政府對言論的管制是虛偽和不文明的表現,而內地人避而不談並支持共產政權是無奈之下的妥協。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生的中國人,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為理所當然的「中國」,在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生的中國人的眼中,卻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實。那麼香港人心目中的中國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四年北京的生活給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我發現香港人心目中的「負面中國」是停留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記得小時電視播放江青審訊一幕,給我帶來陰影。還有各種以文革為題材的電影,讓我覺得中國大陸是個蠻荒世界,到處都是壞人。事實上,國內的中國人已經把那個時代的事情忘得幾乎一乾二淨,我個人認為可能忘得太乾淨,不過中國人畢竟需要往前看。更重要的是中國不斷在進步,我認識國內不少讓我敬佩的人,特別是從事公益活動和民間社會活動的,他們抱有一種香港人中少見的理想主義和無私奉獻的情懷。而且國內的年輕人十分勤奮, 面向世界。反之,很多香港人沒有認真積極了解國情,還在沈溺過去的光輝歲月,不知不覺的在各方面都給內地同胞趕上了。

二)身分認同和歸屬感

內地同胞也好、港澳台同胞也好、甚至海外華僑,只要接受過中文或華語教育,都不會否認自己為炎黃子孫,龍的傳人。在國外,大家都被稱為「Chinese」。「華人」、「唐人」、「漢人」也好,大家都能接受。然而說到「中國人」,為什麼有些人不能接受?

在國內的時候,不少人問我為什麼香港人那麼抗拒中國大陸?為什麼身為中國人,不能接收中國人的身分?什麼辦法能提高香港人對中國的歸屬感?

其實這些問題,出發點都有多少偏差,而這個偏差很大程度上基於不同的歷史觀。

教科書可以改寫,甚至歷史也可以改寫,但經歷過歷史的人不能忘掉歷史,更不能完全改變歷史所帶來的現實。

首先,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抗拒中國大陸。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已經接受了現實,那就是香港回歸,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香港統治權的現實。所以所謂「港獨」等極端言論完全是無稽之談,除非中共政府做出令香港人極為反感的舉動,「港獨」根本不可能得到大眾的支持。然而,中共官方言論還有一些國內同胞把中國甚至自己看成母體,把香港人看成失散多年,回歸母體的孤兒,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中共政權對香港人來說是個陌生的政權,儘管近年國際形象大為改觀,很多跟中共政權永遠掛鉤的負面歷史,像文革和六四,不管在香港人心裏,還是全世界華人的集體記憶中,都是不能磨滅的痛苦記憶。香港人當中,有不少是逃難來到香港的,有一些經歷過國共內戰,也有一些經歷過國內土改、勞改和各種改革政策帶來的不幸,對共產主義抱著完全不信任的態度。這也不能怪香港人。事實上,共產政權統治的國家,大都出現過獨裁主義、內部屠殺清洗和嚴重貪污腐敗等問題。香港人在回歸以前,根本沒有欠過共產中國的恩情,而且有一部分上一代的香港人是為了逃避共產主義而來到香港的。與其說回歸祖國,事實上只是政權轉換,香港人本身並沒有發言權。所以要改變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就跟要改變國內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一樣,不是要做某一件事,而是需要時間的累積,還有視乎中國形象的改變。

為什麼不是所有香港人都願意當「中國人」?

因為往往自稱「中國人」的「中國人」把自己看成大,把香港人看為小。特別是北京人,經常有香港屬於「咱們」中國,所以「你們」香港人屬於「咱們」的邏輯。而且有些國內同胞,對於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抱有嚴重的誤解,認為香港人受了英國人的殖民統治,心都歸向了紅鬚綠眼的洋人,對本是同根生的中國人卻嗤之以鼻。

崇洋並不是香港人獨有的現象。不管中還是港,大家都會穿洋服,吃西餐。記得第一次會內地,驚訝的看見耕地的大叔也穿黑西服幹活!反之,香港人從來沒有經歷過像文革時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鬥和排斥,所以中國文化和傳統的價值觀在香港社會能夠植根。沒有香港人會因為受過殖民統治後而把自己認同是個英國人。實際上,英政府也從來沒有灌輸過這種思想。政府機構和一些公共機關會有英女皇徽號或肖像,但除了警察外,我沒有聽說過香港人需要向英國宣誓。我在港接受的九年「免費教育」,沒有隻字牽涉國民教育,效忠英國等說法。歷史課分中史和西史,後者即是世界史,沒有特別宣揚英國怎樣偉大,反而學習殖民主義怎樣改變了世界,還有中國怎樣演變成現代的局面,實事求是,也沒有特別刻意貶斥中國大陸。

語言方面,英語是外語,大家說的都是廣東話。廣東話是從古代漢語發展出來的現代漢語,保存了入聲,四聲俱全,讀唐詩宋詞時朗朗上口,比屬於官話語系的北京話歷史要長久得多。對香港人來說,普通話是外地方言,幾乎是外語。在內地接受教育的中國人,把「普通話」看為文明的標誌,把說方言看為落後,不文明的舉動。這是官方的見解,也是主觀的偏見。其實北京話也好,廣東話也好,都是語言,本來沒有高低之分。大家都希望說自己的母語,這是大家應有的權利。不過要解決語言問題,共通語是必須的,而香港人也接受了必須學普通話的現實。其實,這跟大家接受了必須學英語一樣,並不代表香港人放棄保衛自己母語和其他傳統文化的權利。

總的來說,怎樣提升香港人對中國的歸屬感?第一,中國和香港在不同的歷史認知和一國兩制的管治狀態下,意識形態畢竟有分歧,不能完全達到共識,與其強迫對方「歸順」,不如求於君子和而不同。有些香港人對共產政權沒有信心,認為「中國」強權統治,沒有包容之心,一黨專政,不能邁向民主,所以寧可移民。事實上,中國大陸也有不少人跑了,甚至不少中國高官近親,都是拿著美加澳等外國護照的。所以歸屬感這個話題,不應該針對香港人而說,而是面向所有中國人來說的。在任何國家要提高國民的歸屬感,國民必須對其政制和政權抱有認同感。不能反映民意,甚至違反民意的舉動只能破壞這種情懷。

試想清初的明末遺民,怎樣面對一個陌生和外來的政權?

香港人從來沒有接受過馬列主義的薰陶,也不願意去學習這一套連俄羅斯也放棄的思想。大部分香港人看不到毛澤東的偉大,體會不了他的魅力。國內近年的紅色旅遊,緬懷毛主席等舉動,在香港人眼中跟北韓人民崇拜金正日的模樣沒有區別。 國內人把共產黨看成父母一樣,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不管受過什麼打擊或挫折,大家多多少少都受了共產黨的恩。香港人沒有這份共同歷史,沒有這種情意結。

所以中國要提升香港人對他的歸屬感,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不斷提升自己的形象,讓「中國人」對「中國」感到自豪。到時候不管是香港人,就連其他地方的人也盼望成為中國人。

三)價值觀和未來抱負

中國人在國外多少受到欺凌,這是事實。

每次提到這個話題都讓大家氣憤,所以最好避而不談。

有人說這是因為清末以來帝國主義,鴉片戰爭帶來的一大堆不平等條約,讓中國人飽受凌辱,大損民族自尊。我認為並不是。日德兩國二戰後從戰敗國的廢墟冒起,沒有人因為他們戰敗而說看不起他們。

日德兩國經濟和科技發達,固然大家不敢輕視,然而讓人青睞,並且讓其國民驕傲的並不完全是硬件配套。同樣重要的是文化、文明等「軟實力」。

我在日德兩國都長時間居住過,深深體會到其國民對中國人的偏見。簡單的說,他們看不起中國人不是因為他認為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或者是中國人窮。不少德國人和日本人拼命學習漢語,原因就是看中了中國未來的經濟實力。他們看不起中國人是因為他們覺得中國人沒有文化。

什麼是文化?

我想人的肉體是硬件,文化就是他的操作系統。有些操作系統十分優秀,有些就是爛,沒辦法。

中國人的文化是什麼,看一下中國人排隊的模樣,還有世界各地唐人街的衛生情況,就可以想像到大家對中國人抱有什麼看法。很多中國人不理解國外人的偏見,往往認為對方刻意中傷,以偏概全的把一小部分人的不文明舉動等同於整個中國不文明。

不過中國人也好,香港人也好,就跟德日兩個國家比較而言,整體的國民素質都是偏低的。從禮教、思維的敏銳、文化的素養各方面來看,中國人都有很多欠缺的地方。

然而欠缺了什麼?

每次在不同國家體驗了當地的多元文化活動,中國環節往往令人感到尷尬。隨便問一個留學生說一下自己國家的文化,德國的說作曲家的貝多芬、哲學家的尼采,日本說武士道、動漫。中國的能說什麼?孔子的論語、還是道德經?還是李小龍,少林功夫?中國人有什麼能讓人感動的「軟實力」?

我在日本曾經展出一些書法作品,還有舉辦過一些古琴雅集。參加者竟然稱讚我熱愛日本文化。我幾乎暈倒的說這本來都是中國最有代表性的傳統文化。中國人沒有好好發揚自己的文化,就連端午節也被韓國申報為無形文化遺產,之後才後知後覺的抗議。這不要怪別人佔有自己的文化,只能怪自己。這不單是國家政策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每一個人對自己個人文化本位的定位。大家願意花時間認識自己民族的語言和文化的歷史嗎?跑步上健身館還是打太極?讓孩子學習鋼琴還是古琴,水彩還是國畫?

一些中國人也好,香港人也好,往往有一個妄自尊大的想法,認為自己來自一個故遠流長的民族,具有與生俱來禮儀之邦的美德。實際上,新中國只有六十年的歷史,所謂五千年的華夏文明,現代的中國人除了漢字和漢語以外,繼承了多少實在是個大問號。香港人就更不用說了,破碎的歷史觀根本建立不出一個讓自己自豪的身分認同。民國時代蔡元培、胡適、林語堂等都是學貫中西的學人。中國現在趕緊製造軟實力,全世界炮製出多少個孔子學院,只能當語言學校和官方宣傳機構,起不到像歌德學院、法國文化協會等所發揮的效果。這是中國高層智囊值得深思的問題。

個人經驗而言,我是到了國外才意識到發掘自己文化基因和遺產的重要性。文化需要細心繼承和培育,功利的說是長線投資。二十世紀給中國文化帶來巨大的衝擊,傳統的文化遭受遺棄,甚至破壞。就談古琴,多少人連琴和箏都不能分辨,學鋼琴的是百萬計,學古琴的是百還是千?根本沒法比。日本書道的認真,中國人根本不能想像。每個城市都有不同的流派,出版書刊,而且可以像空手道的考試、幾級幾段的算。

我在京都跟一位老先生臨摹智永千字文,花了四年時間,每週正座蓆上,行楷兩款幾個字幾個字的,大大小小,老師的細心和耐性實在令人感動。日本人吸收了大量唐宋以來中國最優良的文化傳統,並加以改良提升,在西化的過程中沒有放棄自己的本位。

反之口說愛國,但沒有付諸行動的中國人,盲目追隨外國潮流者居多。現代的中國人和香港人在這方面都需要反思。

放棄文化本位的後果就是失去文化主導的能力,永遠追隨在別人的尾巴。時裝什麼潮流,要看法國。教育什麼潮流,要看美國。藝術什麼潮流,要看歐美。就連娛樂什麼潮流,也要看日韓。

自己底氣不足,怪不得遭別人看不起。

結論是什麼?

中港雙方矛盾,由於各種歷史原因,很難一時作出解決。強行推動一些不成熟的政策,只會帶來反效果和傷害。大家歷史觀不同,身分認同有一定的出入,價值觀不一,這是一個多元社會不能避免的。中國人對待香港人要有多一分的包容,不要隨便亂扣帽子,把所有香港人認定為一個模樣。特別是要認識香港人思想比國內人要自由,一直以來沒有民族和政治包袱。

同樣香港人也需要更努力去認識中國,彼此尊重。畢竟中國不斷的往前跑,都在改變。我相信香港人需要思考如何在中國的發展軌跡上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中國亦需要思考如何給香港人提供這個空間。在這一方面,在政策上必須建立一個普遍接納,並且互相信任的溝通平台。

更重要的事,也就是作為一個學人的願景,就是希望中國人能如何團結,思索怎樣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發揮正面的作用,對未來地球所面對的各種挑戰作出貢獻。

Boiling water in the kettle of non-comprehension: The secret of mastering a foreign language

Yesterday I was invited to Prof. G. Kimura’s (Sophia University) Esperanto class at TUFS to talk about my experience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how to gain fluency in a foreign language. A few years ago, I wrote an article titled “Kiel fluparoli kaj fluparoligi la aliajn”. It now occurs to me what the biggest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and why the teachers avoid talking about it — that is, mistaking non-comprehension as a process to be avoided.

To gain true competence in any foreign language is to be at a certain stage fully immers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environment. This entails an unknown but necessary period of non-comprehension. After the mastery of basic grammar a good instructor or a smart student should create for themselves such environment. Most students fear such situation because they thought they are not understanding and therefore not learning (and teachers have nothing to teach as well!). But this is precisely the moment when one gains true competence, just as any other skills in art, music or sport.

The best analogy is boiling water in a kettle. One just has to sit there and let the fire do the work. The Asian teachers have to let go of the hand-hold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on-comprehension to comprehension requires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learner. If the student resorts to explanations, drills and tests constantly from the teachers or the books, not only do they become distracted, the superficially useful instruction become an excuse for not participating in this vital process, like taking the kettle away from the fire to check on the temperature all the time.

My experience of learning over 20 languages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Lengthy classroom or textbook learning, though useful and even fun, rarely translates to success or mastery of a foreign language. Success often comes when I had the (mis)fortune and courage to be stupid long enough to let the magic happen.

https://www.academia.edu/9091688/Lernado_kaj_instruado_de_Esperanto_en_Azio_–_Kiel_fluparoli_kaj_fluparoligi_la_aliajn

Gargasaṃhitā Workgroup Progress Update (Sep 2017)

The Gārgīyajyotiṣa is thought to be one of the oldest, if not the oldest astronomical/omen text from ancient India. The work has been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authority on the astral science from as early as the time of the Mahābhārata. Western scholar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have noted its importance but no one has yet completely edited and studied the text. This prompted David Pingree a few decades ago to call the editing of the Gārgīyajyotiṣa as a task “most urgent”.
In 2016, a few scholars including myself: Bill Mak (Kyoto University, Japan), Marko Geslani (Emory University, US), Yano Michio (Kyoto Sangyo University, Japan), Kenneth Zysk (Copenhagen University, Denmark), Koji Kumagai (Tohoku University, Japan), formed a “Gargasaṃhitā Workgroup,” with the intention to produce a complete edition of the most ancient and complete version of the text (identified by Mitchiner and Pingree as G1 or the Gārgīyajyotiṣa). We have met once in New York earlier this year to discuss of the way to proceed, as each of us has a different specialization:

Editing of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 of the Gargasaṃhitā (28 February, 2017)

Our preliminary research result, titled “Garga and early astral science In India” is currently in print, and shall be available freely online in the next issue (2017/2018) of the journal of History of Science in South Asia, where you will find some recent and important articles related to ancient Indian astronomy and astral science:
I have recently presented an academic paper titled “Tithikarmaguṇa in Gārgīyajyotiṣa – Tithi worship according to a number of early sources” which shall be published next March (2018). I discussed the concept of tithi as presented in the Gargasaṃhitā, possibly the earliest reference to tithi in our extant Sanskrit source. I also revisited Neugebauer and Pingree’s idea that tithi comes from Babylonia. The questions whether there are Hellenistic and Babylonian materials in early Indian jyotiṣa and to what extant they influenced later Indian astral science cannot be settled until the text of Garga is properly transcribed, edited, translated and studied.
Currently, I am planning a trip to India this coming January, 2018, Ito collect the key manuscripts in Calcutta, Varanasi, Bombay and some other archives in Rajasthan and Gujarat. Beside Garga, I hope to find more Yavana manuscripts hidden in archives and monasteries throughout India.
Further progress on the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various chapters of the Gargasaṃhitā will be reported next year in a special panel which I helped to chair during the upcoming World Sanskrit Conference to be held in Vancouver, Canada (July 9-13, 2018):
I hope there will many scholars, especially those from India will attend this important event, especially in our section where we hope to hear about the latest works from the frontier research i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science – medicine, astronomy, geology, chemistry in India.
Here is my workbench at my Kyoto office where I am putting together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first few chapters of the Gārgīyajyotiṣa, with eight manuscripts I have on hand: A, Bh, E, F, G, H. M, P. Very exciting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