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written by Bill M. Mak

今天梵語小學課改到清晨早上，來的同學大約十人。我先給同學複習昨天學過的梵語詞彙，發現其中大半學過一年或以上梵文，對梵語發音、閱讀和語法有一定的掌握，不過一些基本有關古代印度的常識則需要補充，比如印度除了佛教以外的宗教、印度各種流派的哲學，還有像Mahābhārata《摩訶婆羅多》和Rāmāyaṇa羅摩衍那等燴灸人口、家傳戶曉的重要經典著作，多多少少也要知個大概。什麼才定義為重要呢？我想跟大部分有知識的印度人交流時，總要了解印度人一些主流的觀點，特別是學者也覺得重要的，那就當然是重要的了，這是學人互相交流的基本原則。中國人對印度認識還存在著很多誤區，比如說佛教在印度的地位，還有印度民族和語言的多樣性等等，都需要逐一釐清。

不過今天給同學講的是「梵語唱誦：詩律種類」。我覺得教年紀輕的同學，應該著重有質感的學習，不要太抽象。背誦的效果就是同時訓練學生的發音和聽力，兩者互補。文禮的學生都有記憶的功力，這是很好的基礎！學習外語既需要強記，也需要理解，跟母語學習的模式有一定的差別。在這個階段，我希望學生能完全把握梵語字母的發音原理。這一堂課比較輕鬆，只講三誦，分別是Raghuvaṃśa 《羅怙世系》的第一句、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m《金剛經》的「一切有為法…」、還有Meghadūta《雲使》。前兩者都是śloka偈頌，是梵文文獻裡最普通的詩律。最後者是詩人Kālidāsa迦梨陀娑名著的第一句，用的是mandākrānta緩轉調（徐梵澄用語）。

大概同學每天都有早上起來讀經的習慣，所以背任何東西，就算內容不懂的也不顯得費力。至於理解方面，我的感覺跟同年齡的學生差別不大，沒有特別聰明的，也沒有特別笨的，所以我覺得他們智慧還是有待激活，不過會背一點東西總比不會背要好。

想起來我背東西是比較笨的。1991年即十八歲時在加拿大跟Richard Hayes教授開始學習梵語，啟蒙課本為Aklujkar編輯的一套教材，叫Sanskrit: An Enchanting Langauge。當時完全沒有學過背誦，學了兩年教授也沒有講過詩律或給我們示範。2004年到尼泊爾行腳，找到Kashinath老師很慈悲的給我唸誦Raghuvaṃśa，重複又重複的，一天只是念一句，直到發音完全正確為止。現在國外學習梵語的一般發音比過去的要好。國內的話，還是很多啞巴梵語學生，甚至學者，就像啞巴英語一樣。有些語言可以當啞巴，梵語則不行，而印度人也不接受啞巴梵語這個概念。發音不夠spaṣṭam是一個嚴重的缺陷，跟印度學者交流不會一點梵語口語，不會唸誦，對方基本上只可以把你當作不懂梵語的看待。

傍晚英語課只來了六個學生，英語都頗算流利。這門課安排為閱讀小組，沒有教學，同學不用行禮。大家輪流閱讀，分享心得。季謙先生建議先用英文經典誦讀系列的教材，我挑了聖經的那一冊其中新約的內容。先給同學提問，比如新舊二約的區別，發現原來還是欠了一些基本背景歷史知識，需要補充。我感覺大家的世界史常識還是很弱，跟同學的經典學習落差有點太大。我覺得總得多少認識經典背後的歷史和人物，才能真正欣賞一部作品。閱讀的過程中，我經常要求學生嘗試把儒家的觀點表達出來，這也就是先生所謂的「化西」。上次八月給學生開的「論語英譯」課，目的就是要增強學生的英語表達能力，特別是針對儒家思想的內容。我想這門功夫還是需要一兩年才能夠練出來。現在這個階段，只能要求把西方的思想正確理解，並把自己個人觀點清晰的說出來。

昨天出行乘機到溫州前，突然收到楊校長通知，悉知印度駐上海領事潘瓦爾一行訪問文禮書院。我想真巧呢。因為碰上我給學生開的一門課，「梵語小學入門」，我想也許是楊校長安排的，因為領事日程其中一部分就是參觀學校梵語教學情況。早上跟潘瓦爾領事和其助手進餐，了解到領事的任期一般為三年，他九個月前給委任，所以已經過了四分之一。領事之前在北京學過一點中文，所以可以以漢語做一些簡單交流。領事對文禮書院的理念和實踐，既驚訝亦好奇，沒想到在中國一個小村莊裡會有一群學生那麼認真的學習梵語，而且也吸引到世界各地的學者跟學生們交流。事實上，文禮書院的眼光比其他國家的學校要遠大，因為學生學習的不單是中國的經典和文化，而是全世界的經典和文化。

第一堂課題目為「梵語、梵文、悉曇和印度學－－梵語文獻縱觀」。短短一個小時內把這些相關的概念介紹給同學。由於內容廣泛而且沒有特別學習背景上的要求，所以我跟春平老師說，鼓勵大家多來參加，結果來了四十多個人，其中有同學，也有老師。講座內容分四方面，一）印度與中國兩千年友好文明對話的歷史背景，二）我國印度學的歷史，三）西方印度學的崛起，四）梵語文獻縱觀。其中特別強調的是梵語作為打開印度文明和古代智慧之門的一條鑰匙，實在見證了中國人二千年來對印度文化的景仰，還有兩地眾多高僧大德辛勞的成果，值得我們好好學習。本來我對學員有一些要求，比如辨認天城體和瞭解梵語基本發音等，我還要求留下來的同學每天能把作業完成。而今天的作業，就是要把資料裡三十多個單詞背下來，其中大多是人物或作品名稱。

課畢，到禮堂裡參加書院給領事安排的節目，其中包括文禮書院的介紹。我來到的時候，學生剛開始表演，小學生念誦心經，發音準確。未知明白其內容否。最後心經咒語部分加上了oṃ字，並重複了三遍，完結的samāptam改為saṃpūrṇam，不知道是誰的主意？後來我聽領事說他念書的時候學過心經。存疑。不過領事提出一個觀點，就是佛教也算是印度教的一部分，因為釋迦牟尼是毗濕奴是化身之一。當然這是印度教的說法，但佛教則從來沒有把自己的信仰看成印度教一部分的說法，這一點值得注意。接著其他高年級的學生表演琴蕭二胡合奏、拉丁文小曲、梵語朗誦、形意拳等。學生的才藝實在令人讚嘆。後來領事發言，誇獎同學以後學習梵語有機會要比印度人要好，他也得到啟發覺得也要努力學習。節目完畢後我們到季謙先生辦公室喝茶聊天。其中先生提出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就是不管其他國家的學校怎麼做，文禮也要繼續學習並推廣全人類的文化。為什麼值得注意呢？因為不管在外交、政治或經濟的立場來說，大家一般只顧推廣自己的東西，很少會推廣別人的東西。領事驚訝，原因正如他指出，梵語在印度也日漸式微，現在竟然在異國會有人主動的那麼熱心去學習並推廣梵語教育。也許是同樣的原因，歐美的古典學者也受到文禮書院學習拉丁文的熱情的感動。不過他們忽略了一個極大的重點，就是我們不對等的關係。我們誠意並善意的去學習對方的文化，但對方其實還沒有走出認真學習中國文化的第一步。作為教育家，我想看到別人在接受我們的教育和吸收我們的文化，心裡會很欣慰。不過先生所談的並不是這種感動，而是為了創造一個融會世界不同文化精華的世界，創造大同的一個更崇高的理想。文禮學子願意學習西方或印度的東西，不是為了西化或印度化，而是要把西方和印度最好的東西化為自己，甚至大家都可以用的一套學問。我想短期之內，這種不對等的關係還會持續下去，有待西方和印度出現有心和有眼光的人出現，才能真正的跟文禮書院做出對等交流。

中午在雲溪吃了一頓異常豐盛的午餐。領事吃的沒有戒口，反而副領事不吃豬牛。其實印度除了保守的婆羅門外，一般沒有素食的要求。記得法顯《佛國記》遊摩頭羅國，有這樣的記載：「中國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斬。有罪者但罰其錢，隨事輕重，雖復謀為惡逆，不過截右手而已。王之侍衛左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葱蒜。」這樣說起來好像印度果然是個文明之國。不過接著以下的描述：「唯除旃荼羅。旃荼羅名為惡人，與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搪揬。國中不養猪雞，不賣生口。市無屠店及沽酒者。貨易則用貝齒。唯旃荼羅、漁獵師賣肉耳。」旃荼羅即是所謂的賤民，也就是被種性制度所遺棄的一個群體。把一個種族的人說成惡人，就像我們現在所說的種族歧視。當今印度尚有種性制度，儘管各種法例賦予人民平等對待，但種性思想根深蒂固，社會矛盾還是十分嚴重，也是印度人的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印度很多地方低賤的工作都是讓賤民來做的，而不可思議的就是現今大部分印度的佛教徒都是半個世紀前受Ambedkar感召，賤民出身的。我想每一個民族都有她的一個陰暗面。對於一些自稱思想先進的印度人來說，學習梵語就是支持婆羅門種性封建主義，壟斷知識和社會資源。現時印度政府奉行民粹主義的BJP黨執政，保守派復興，政要大力推廣梵語。這一點也值得我們注意。

飯後剛巧日偏食食甚，由於食分只有三成，所以不易觀測。我只能在水影中隱約看到缺口。先生、校長和領事等人上山考察院址。

資料1

郭有守楊雲慧夫婦在巴黎

今天丹麥Aalborg大學一位博士生在李所做了一場關於李約瑟、UNESCO和中國學人之間的關係的一場報告。原來UNESCO前身還有一個從來沒聽過的UNECO，S（科學）是李約瑟游說下而加上去的，並為UNESCO的科學發展方針定下內容，而他本人成為自然科學部的首屆主任。談到李約瑟在重慶時認識眾多中國知識份子時，還提到一個人的名字：郭有守。郭有守是張大千的表弟，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擔當要位，後來被推薦成為UNESCO首任教育處處長，攜同家人到巴黎赴任，兩年又被聘為該組織遠東顧問，晚年成為頗具爭議性的人物。爭議在哪？

百度載文如下：

1956年受中国台湾地区委派兼驻法大使馆文化处参赞。常驻巴黎，具体统管台湾在欧洲的文化交流事务。郭有守还精通法、英、德等多国语言。后经有关部门争取，他开始为新中国提供情报。1963年，郭守义改任中国台湾地区驻比利时大使馆参事。1965年圣诞节前，他在瑞士与中国大使馆联系时，不慎被联邦特工组织窃听了电话。当他从中国大使馆出来时，立即遭到瑞士警方的拘捕。后来通过外交斡旋，郭有义才得以离开瑞士，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避难。1966年4月8日，郭有守回到北京。他随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起义声明》，宣布与台湾当局脱离一切关系，后曾出任全国政协委员。此事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极大震怒，遂将郭有守在巴黎寓所中的一切财物和收藏品“没收”。其中包括张大千赠送给他的百余幅左右的绘画精品，后来这些绘画作品均被转交给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1978年1月20日，郭守义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問到大家有沒有更詳細的文章時，圖書館主任JM說這位傳奇人物大家不太熟悉，也沒有相關專著。問中央研究院來訪的C君，他亦說沒有聽過此人。後來八卦了一下，在知網找到國內一些文章，還有網上各種國外零散記載，拼合起來大概有個輪廓。簡單的說他的妻子楊雲慧和其父親楊度都是支持共產黨的，1949年人民政府成立，楊雲慧先回國探親，一年後再回法國，最後往英國照顧三子女，51年再回到中國從事電影工作，跟郭正式離婚。期間和之後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按照中國大陸的說法，楊和郭是假離婚的，回法實際上是要給楊傳達中共領導委派給他的特務工作。1966年他的特務身分被FBI悉破，從瑞士遞解往法國後，由中共特工保護下回中國大陸，文革期間一直亦受到周恩來保護。（詳見陳智“也說郭有守其人其事”一文）

我想按照台灣（國民政府的說法），楊和郭是因為政見不合而離婚的。張大千跟郭在法國的時候交情甚深，但因為郭受妻子影響，甚至鼓勵張大千回中國大陸，從此大家意見不合。郭身為台灣國民政府駐比利時大使館參事，跟中國大使館聯繫是事實，但是否真的當了中共特工這就不得知曉。當時冷戰時期，這件事成了政治事件，郭考慮到妻子的利益，被逼跟中共配合。郭連寓所的東西也來不及收拾，由於他是國民政府官員，遺留下來的財物當然就歸台灣政府所有。最後郭發表了“起義聲明”，表示對共產黨的忠心。不幸接著又碰上文革。究竟他之後有沒有後悔當時的決定呢？

以下為郭有守於1966年4月9日於《人民日報》刊登的聲明：

我怀着无限内疚但又万分兴奋的心情回到了亲爱的祖国怀抱。所以内疚系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自己因循、徘徊，爱国后人，所以兴奋系庆幸终于亲眼看到万象更新的祖国，并和阔别多年的家室、亲友团聚。
祖国统一富强系我之夙愿，所以苟安国外十余年，原图对祖国统一略尽棉薄，并幻望蒋帮悔悟，和平统一祖国。但目睹美帝国主义反华日益猖狂，蒋贼附敌变本加厉。而美帝国主义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企图永远霸占我国的领土台湾，阻挠中国统一，其居心尤其险恶。深知欲图中国统一，唯有依靠全中国人民，坚决与美帝国主义搏斗，而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完全有决心、有力量打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要解放台湾，最后解救台湾同胞于水深火热。本人这次毅然返国即基于这种认识，不愿再因循自误，沦为民族的罪人。此举如能有助我台湾及海外同僚知友，认清大局，凛然起义归来，则不胜企望庆幸之至。

1978年郭有守去世後，同年2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其追悼會的報導：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李金德致悼词。悼词中说：郭有守先生生前曾在蒋帮政府任职，但他对于蒋帮的反动统治和腐败深为不满。一九六六年初，他毅然脱离蒋帮，从欧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受到政府的关怀和照顾。郭有守先生回国十二年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生前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怀念台湾省同胞，盼望台湾早日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