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陳霖生《論中共與道教之發展》(2008)
一本貌似自費出版的結緣書,放在書架上略嫌不雅。提出的論點,語調誇張,只有已經相信的人才會願意讀下去,因此有點preaching to the choir的感覺。作者提出的觀點很簡單,就是以《道德經》和道教思想為主導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智慧的結晶,也是解決世界問題的關鍵。與其相反的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資本主義加上充滿暴力和虛偽的基督教,結果只會將地球毀滅。
從用詞到內容鋪排,這本書不算是學術著作,而且缺乏吸引知識分子的魅力與文采。不過其中有幾點還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作者指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把共產主義的鬥爭思想摒除,其中其實吸收了很多道家的智慧,特別是以民為本的惠民經濟政策。第二,中國推動以人為中心的宗教信仰,即是道教。
第一個觀點頗為新奇,但也非無道理。眼看蘇聯解體,共產中國國運並無任何式微跡象,這是因為文革以後,鄧小平時代整體中國從馬克思的理想主義發展為結合中國特色的新模式。而具體的特色就是結合了很多傳統中華民族的價值觀,比如開放經濟政策,體現多勞多得的現實主義等,把很多理想主義和政治的元素逐漸淡化,實事求是。所以過去三四十年,中國大陸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點論證不足,因為第一共產中國並沒有主動推動宗教,就算支持,中國也不單止支持道教。其實中華民族有他本來的文化底蘊,也就是儒釋道三教結合的價值觀。作者提出的觀點沒錯,就是道家提到“道”,沒有西方一神教或多神教的“神”,但沒有“神”的約束,人類社會也可以和諧,達到大同的境界。西方發展出共產主義,但沒有擺脫鬥爭的基因,你死我活,最後走上毀滅的道路。如何共存共榮,這是當今之世所關心的大題目。
曾經一個印度耆那教徒很認真的問我,中國人相信神嗎?我的答案是不。因為這位朋友言下之意,即是信者則善,不信則惡。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因為信教的人認為,神是道德標準,神是唯一導人向善的根本。中國人二千多年前已經擺脫了神教思想,其中道教有一定的貢獻,但其實更加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因為孔孟思想的散播,讓中國人理解導人向善,利人利己,不是因為恐懼神的懲罰,或博取神的歡心,或為了升天堂,不下地獄。中國人相信“天理”,”道“,但行為的標準主要來自良心與良知,也即是現代西方人所說的普世價值。現代的西方人也好,甚至印度人也好,儘管接受了科學思想的洗禮,不再完全迷信”神“,但心裡仍然擺脫不了”神“作為人類道德標準的思想負擔。因此,碰上不信”神“的中國人,直覺就是中國人沒有良知和道德標準。這是大錯特錯的,因為中國人的良知與道德標準,幾千年以來已經根深蒂固,不需要完全依賴神。印度佛教的作為思想和宗教信仰,對中國影響十分大,但發展出來的是具有中國人道德價值觀的漢傳佛教,強調禮教圓融,最關心的也是人,心性的問題,重點並不是抽象的永生或極樂世界。 過去百年共產主義在中國有一些激進的舉措,但並沒有完全把這一套價值觀摧毀。近幾十年中國的發展,見證的是中華民族良心與良知的復甦。不過,這種復甦步伐還是比較緩慢,而其他各種負面的發展則非常迅速,其中負面因素一部分來自西方,一部分來自本身中國人的陋習,而有一部分則是新時代前所未有的問題,如環保、數據等等。

2018年矢野教授和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先把Paitāmahasiddhānta印刷版的內容讀了一遍。接著我搜集了幾部寫本,開始進行精挍工作。其實當時比較關心的是Gargasaṃhitā(Gārgīyajyotiṣa)的校對和出版,所以Paitāmahasiddhānta做得比較慢。最後第一二章內容整理出來,2019年1月在孟買IIT大學會議時發表,同年3月又在哥本哈根大學工作坊跟其他梵文學者細讀原文,當時Martin Gansten給我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這篇文章本來打算在古代印度數學期刊Gaṇita Bhāratī刊登,後來編輯覺得數學內容不足,探討的問題主要為歷史與文獻,於是決定投稿SCIAMVS。由於過去在SCIAMVS已經投過兩次稿,程序和格式都熟悉,稿件很快就接了,並得到兩位匿名審評的認可。其中一名審評給我提供了大量意見,密密麻麻五六頁紙,涉及很多異常複雜的問題,大半年來一直抽不出時間來改稿。不過這次主編連同矢野教授也來催稿,不得不就範,上週開始馬不停蹄的改,越看越不滿意,無論如何下週一得交稿。這篇文章涉及兩位教授,Pingree和Van der Waerden近三十年對古代印度天文學源流的爭論,我拿出了新的證據,試圖提供一個最合理的結論。做得不好也算一個交待,反正梵文的精挍本出版了大家可以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