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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霖生《論中共與道教之發展》(2008)

一本貌似自費出版的結緣書,放在書架上略嫌不雅。提出的論點,語調誇張,只有已經相信的人才會願意讀下去,因此有點preaching to the choir的感覺。作者提出的觀點很簡單,就是以《道德經》和道教思想為主導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智慧的結晶,也是解決世界問題的關鍵。與其相反的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資本主義加上充滿暴力和虛偽的基督教,結果只會將地球毀滅。

從用詞到內容鋪排,這本書不算是學術著作,而且缺乏吸引知識分子的魅力與文采。不過其中有幾點還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作者指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把共產主義的鬥爭思想摒除,其中其實吸收了很多道家的智慧,特別是以民為本的惠民經濟政策。第二,中國推動以人為中心的宗教信仰,即是道教。

第一個觀點頗為新奇,但也非無道理。眼看蘇聯解體,共產中國國運並無任何式微跡象,這是因為文革以後,鄧小平時代整體中國從馬克思的理想主義發展為結合中國特色的新模式。而具體的特色就是結合了很多傳統中華民族的價值觀,比如開放經濟政策,體現多勞多得的現實主義等,把很多理想主義和政治的元素逐漸淡化,實事求是。所以過去三四十年,中國大陸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點論證不足,因為第一共產中國並沒有主動推動宗教,就算支持,中國也不單止支持道教。其實中華民族有他本來的文化底蘊,也就是儒釋道三教結合的價值觀。作者提出的觀點沒錯,就是道家提到“道”,沒有西方一神教或多神教的“神”,但沒有“神”的約束,人類社會也可以和諧,達到大同的境界。西方發展出共產主義,但沒有擺脫鬥爭的基因,你死我活,最後走上毀滅的道路。如何共存共榮,這是當今之世所關心的大題目。

曾經一個印度耆那教徒很認真的問我,中國人相信神嗎?我的答案是不。因為這位朋友言下之意,即是信者則善,不信則惡。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因為信教的人認為,神是道德標準,神是唯一導人向善的根本。中國人二千多年前已經擺脫了神教思想,其中道教有一定的貢獻,但其實更加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因為孔孟思想的散播,讓中國人理解導人向善,利人利己,不是因為恐懼神的懲罰,或博取神的歡心,或為了升天堂,不下地獄。中國人相信“天理”,”道“,但行為的標準主要來自良心與良知,也即是現代西方人所說的普世價值。現代的西方人也好,甚至印度人也好,儘管接受了科學思想的洗禮,不再完全迷信”神“,但心裡仍然擺脫不了”神“作為人類道德標準的思想負擔。因此,碰上不信”神“的中國人,直覺就是中國人沒有良知和道德標準。這是大錯特錯的,因為中國人的良知與道德標準,幾千年以來已經根深蒂固,不需要完全依賴神。印度佛教的作為思想和宗教信仰,對中國影響十分大,但發展出來的是具有中國人道德價值觀的漢傳佛教,強調禮教圓融,最關心的也是人,心性的問題,重點並不是抽象的永生或極樂世界。 過去百年共產主義在中國有一些激進的舉措,但並沒有完全把這一套價值觀摧毀。近幾十年中國的發展,見證的是中華民族良心與良知的復甦。不過,這種復甦步伐還是比較緩慢,而其他各種負面的發展則非常迅速,其中負面因素一部分來自西方,一部分來自本身中國人的陋習,而有一部分則是新時代前所未有的問題,如環保、數據等等。

壬寅雜書札記

余父好書,家藏書過千冊。父幼時家境艱難,輟學謀生,後入港英政府當學徒,夜校進修,四十餘年努力進取,任機電處要職,回歸後以高級公務員身分榮譽退休。父志在宗業與山區教育,望退休後一展所能。然過古稀之年,心有餘而力不足,多年如日人所謂「積讀」。余檢書百餘冊,盼承父志,開卷有益。藏書種類以儒釋道三教、養生保健、本港歷史等雜學為多,文史哲等古典著作則寥寥可數,可見家父之好,及其畢生涉獵、興趣、與交遊之廣。書因緣而聚,讀家父之雜書,如與父同行,一同見證時代之變,明古今中外之事理。是為記。

壬寅年正月十一大埔天鑽

新一年,決心多用中文寫作

新一年,決心多用中文寫作。

過去寫作,不管是個人創作,工作書信,還是學術文章,都以英文居多。去年簽了兩本中文書的稿約,還有社科院《小品般若》梵漢對勘本,拖延了近十年,看來不可以再耽誤。日後中文出書的機會預計不少,所以一定要把中文寫得順暢。慚愧的說,我的日語,甚至世界語的文章,比中文的還要多。這幾年在書院裡改不少中文卷,學生的文筆比我的好,我倒要向他們學習。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願望?

學術著作方面,當然Routledge的那本書一定要上半年內完成。已經逾期一年多,本來預算在劍橋定稿,疫情爆發給我添了一個延誤的藉口。其他幾個項目,已接近完成,成果指日可待。Brill的「古代東亞宇宙觀」論文集上月最後定稿,預算四月出版,內容質量我還算滿意,合編者Eric功不可沒,從編輯、修改,到索引,整個過程都十分細心,一個近七年的跨國跨學科的研究項目,從日本開始、途徑德、美、英多國,最後回到香港,總算劃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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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AMVS一比較長的文章,今天主編又催稿了。這篇文章的靈感,來自2013年跟矢野教授的一場對話,當時矢野教授提及到他的一位學生杉田女士,年紀要比教授大,但對印度天文學文獻的研究十分熱心,90年代時把一批梵文天文學文獻數據化並公諸於世,回饋學界。杉田女士當時打算修讀博士課程,遺憾丈夫突然得病,無奈棄學歸家照料家人。矢野教授已經退休了,杉田的研究課題二十年來無人問津,其中涉及到有關印度Brāhmapakṣa「梵派」天文學早期天文學文獻的問題,正是現在我這篇文章的題目。幾年前離開日本前,我跟矢野教授一同到静岡探望杉田女士,眼見兩位長者都沒有繼續文獻考證的工作了,我心想我也換了老花鏡,寫本的工作必須趁著眼睛還好時完成。

20220201img2018年矢野教授和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先把Paitāmahasiddhānta印刷版的內容讀了一遍。接著我搜集了幾部寫本,開始進行精挍工作。其實當時比較關心的是Gargasaṃhitā(Gārgīyajyotiṣa)的校對和出版,所以Paitāmahasiddhānta做得比較慢。最後第一二章內容整理出來,2019年1月在孟買IIT大學會議時發表,同年3月又在哥本哈根大學工作坊跟其他梵文學者細讀原文,當時Martin Gansten給我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這篇文章本來打算在古代印度數學期刊Gaṇita Bhāratī刊登,後來編輯覺得數學內容不足,探討的問題主要為歷史與文獻,於是決定投稿SCIAMVS。由於過去在SCIAMVS已經投過兩次稿,程序和格式都熟悉,稿件很快就接了,並得到兩位匿名審評的認可。其中一名審評給我提供了大量意見,密密麻麻五六頁紙,涉及很多異常複雜的問題,大半年來一直抽不出時間來改稿。不過這次主編連同矢野教授也來催稿,不得不就範,上週開始馬不停蹄的改,越看越不滿意,無論如何下週一得交稿。這篇文章涉及兩位教授,Pingree和Van der Waerden近三十年對古代印度天文學源流的爭論,我拿出了新的證據,試圖提供一個最合理的結論。做得不好也算一個交待,反正梵文的精挍本出版了大家可以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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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後,這些早期梵文天文學的文獻需要整理出版。上月MLBD一個主編跟我聯繫,問我有沒有新作打算出版,現在先不想,關鍵是先把手上必須完成的做好後再說。